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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书单︱王炳文:中西交流通史与中晚唐政治

我的钻研和讲授偏向主要集中在唐代政治史和中古夷易近族史方面,是以为大年夜家保举的书也将以此展开。以前一年我所打仗到的学术专著中,以下三部作品兼具学术性、思惟性与可读性,值得向大年夜家保举。

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年夜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初版

这是一部讲述中西方之间文化交往与文明互动的通史性著作。作者张国刚为清华大年夜学历史系教授,经久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史和中古史钻研,曾在欧洲执教多年,对付西方汉学史、明清传教士、中古佛教等中西交流紧张领域均有深入钻研,著有《德国的汉学钻研》、《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佛学与隋唐社会》等相关著作。这使作者得以在已有钻研根基上,综合众家之长,编写出一部集大年夜成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六编三十章,计106万字。上卷题为“从张骞到郑和”,历数先秦至1500年间中西交往史事;下卷题为“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胪陈1500-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交往始末。此中第一编“西域南海与胡天汉月”,以陆、海两条中西交往通道为线索,分手对其形成、成长、式微的历史进行叙述,勾画出中西交往的清晰轮廓;第二编“商贸互动与文化交流”,主要着眼于经济往来、物质交流和音乐、艺术等文化身分的传播,涉及到我们所认识的丝路骆队、飞天胡舞等历史意象;第三编“异乡宗教与文明碰撞”,依次先容了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及祆教、景教及天主教、摩尼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等宗教传入中国的颠末以及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明信奉的冲突交融;第四编“自西徂东与天朝应对”,从欧州政治与宗教格局入手,具体探究了大年夜航海的历史动因,以及由此激发的明朝政府的应对;第五编“传教策略与西学东渐”,如实还原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传教原则切实着实立和双方斗争退让的历史历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士人群体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付西方的新的熟识,这些形象和不雅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人;第六编“礼仪之争与郢书燕说”,讲述的是中国与欧洲在这三百年间对付彼此的文化意象塑造,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关系的新转变。

通史性的论述是本书最为显明的特征。中西文化交流之学遵奉于中国古代官修史乘中地地志、西域传的传统,晚清以来进而形成了专门的中外交通学,进入20世纪后又罗致了诸多相关史学领域的成果,史料繁芜,涉及面广,故此要撰写一部严谨详确的通史著作实属不易。本书就此做出了很好的考试测验。全书主线明析,作者在大年夜量史实根基上,完备描画了从先秦直至1800年之间的中西交往历史,这连续通欧亚大年夜陆的人类文化交流过程,在1500年曩昔集中体现为陆上与海上两种交往道路,在大年夜航海期间之后则伴随举世局势的剧变,转而体现为传教士的入华与中国对付西方文明的吸收反馈上。纵不雅全书,从西王母与悬圃的神话传说,到甘英带回有关“塞壬”的传闻,再到鄂多立克、马可·波罗等人对付东方的传奇描述,利玛窦规矩切实着实立,着末到马戛尔尼觐见时的礼仪之争,我们看到了一幅完备而详确的中西交流长卷。作者对付古典期间和大年夜航海今后的中西交往特质,有着精到的把握,这也使得横向的专题论述变得条款清晰,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得以条分缕析,易于涉猎。

立论公允,博采众家钻研之长,同时又有精当的考证与辨析,是本书另一特征。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所强调的那样,任何历史的书写着实都是作者对所拔取事故付与的特定序列意义,优秀的通史著作永世都邑打上作者本人的史不雅印记。这就对历史学家自身的素养提出了要求,要很好地把握史实与考证、学界共识与前沿不雅点、他人不雅点与本人不雅点等方面的尺度关系。就本书而论,作者对付其所涉及的学界钻研理路有着清晰的把握,较为客不雅地反应出相关钻研的现状;而在多少关键问题与聚讼之处,则会做出简明扼要的考辨。以书中论及的杨良瑶出使黑衣大年夜食之事为例,作者将这次出使置于安史之乱今后吐蕃对唐朝日益增长的军事要挟以及唐德宗在位时期袭击河北藩镇势力的特定政治背景下,指出此事“并不完全是为了互市贸易,还有政治与军事目的”,进而点出“杨良瑶的出使,有着与西汉张骞同样的目的”,可谓深具见解。类似考辨尚见于对甘英终极到达地点的评论争论、对景教在唐朝传播环境的考察等处。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年夜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初版

本书是复旦大年夜学仇鹿鸣教授的新作,全书共分八章,由七篇专题论文与一篇综论构成。第一章“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鼓吹”,讲了以安禄山心腹严庄及其父严复为代表的幽州幕僚群体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夜,借助四星聚会的天象和金土相代的德运学说,为安禄山起兵制造政治依据。第二章“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经由过程燕政权文官王伷在安史之乱时代的仕宦沉浮,扳连出赵晔等全部陷伪臣僚的政治迹遇,以此反不雅唐廷对付这一文士群体的处置政策。作为衍生,作者将“忠”的不雅念放置在中古时期社会及思惟层面加以探究,使这一文士群体的政治行径具有了期间共性。第三章“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对以往史家缺少关注的燕政权年号行用问题进行了深入商量,作者广集近年来出土的各方燕政权墓志共计五十余方,将墓志作为一壁镜子,照出燕政权统治下吏夷易近的真实心态,以及安史高层籍由正统性而涉及的权力图夺。第四章“权力与不雅众”,集中阐发了德政碑所隐含的政治意义,将高耸在河北大年夜地上的一方方德政碑视为唐朝中央与河北藩镇之间的政治沟通道路,是全书承上起下的部分;第五至七章为三个藩镇个案钻研,叙述工具分手为田氏魏博、昭义军、罗氏魏博;第八章“深描与重绘”,对胡化理论、藩镇钻研模式两个史学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和进一步的反思、分析,可视为全书理论的深化。

本书的特征,在于个案背后所包孕的诸多充溢生气愿望的创见。严格来说,本书并未对唐后期中央与河北藩镇的关系进行系统性考察,以第四章神道碑为节点,前半部分关注燕政权,这是安史之乱时代事故,此中五星会聚等事以致已提前到了叛乱爆发前的天宝中后期;后半部分的个案钻研,着实仅是就魏博镇而言,并未覆盖世所熟知的“河朔三镇”,而第六章所论的昭义军经久控扼泽潞数州,也不属于河北藩镇。事实上,作者数年前的第一部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收集》恰是范例的传统论述理路,论证上相对周全。那么何以本书风格一变,从个案做起?理解本书的核心意图,我想不妨从书的封面那幅若隐若现的古画提及。这是五代李成绘制的《读碑窠石图》,独特的意境与隐晦的意义使其在字画史上久负盛名。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郊外之中一座伟大年夜的石碑伶仃于老树之下,一位骑马戴笠帽的尊长在跟班陪伴下正仰视碑身。一样平常觉得此画反应出追忆往古之沧凉,但此处正反应出仇鹿鸣在书中强调的不雅点,即神道碑深层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政治景不雅”而向民众明示权力、向彼此传达政治旌旗灯号,这也恰是本书标题“长安与河北之间”的含义。这种藉由神道碑以实现政治沟通的要领,被作者称为“政治表达”,与之相对的是唐廷与河北一次次博弈中所真实发生的“政治实践”。这对观点的提出,反应出作者对付从新构建唐后期藩镇钻研模式的强烈希望。在评论争论刘广之乱时,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付藩镇事宜模式的划分,即“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可视为一种初步的理论扶植考试测验,值得关注。

本书的另一个特征,在于注重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文献,这也使得本书大年夜部分章节是一种分析性的叙述模式。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没有局限于一样平常墓志解读文章的刻板套路,而是在随后的行文论证中将问题推向宏不雅层面。例如经由过程对王伷墓志的解读,为读者出现出唐廷平叛之际对付“贰臣”群体的政策走向,进而探究了当时对付“忠”的普遍不雅念特性;又如对付罗让碑这样的鸿篇巨制,作者在详辨文献的根基之上,将罗氏魏博置于唐末政治的大年夜情况下,结合罗氏家族的关系脉络,对罗让碑的政治意义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叙述;再如作者裒集今朝所见的数十方墓志,周全深入地形貌出燕政权治下士夷易近的普遍心态。

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寺人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10月初版

黄楼是武汉大年夜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多年来潜心关注唐代政治史,本书从措施论上属于较范例的传统范式,但却丝绝不影响其可读性与立异性(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寺人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10月初版)。一部神策军的历史,占去了唐后期政治史的荆棘铜驼,而神策军的实际节制者则经久以来以寺人为主。正因如斯,作者的真实意愿生怕不是备述神策军成长蜕变般简单,而是盼望能借此书写一部视角独特的唐后期政治史。

全书分为四编,编下分章。第一编集中论述神策军的“军史”,分手涉及神策军的渊源、京城禁卫体系的建立、西北边陲神策军镇体系的形成、以及神策军与宪宗今后的政局。第二编叙述寺人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详细说是从德宗到宣宗的这段历史。此中德、顺、宪三朝嬗递为一章,宪宗元和政局为一章,穆、敬、文、武四帝再列一章,着末是武、宣二帝更替之际的宫廷斗争。第三编视角转向外廷士大年夜夫,先论元和党争始末,再谈牛李党争、甘露之变两个经典唐史问题,终极党争遣散,寺人与文士趋于退让,形成了内外大年夜臣共治世界的格局。第四编进而关注寺人与地方政局,主如果经由过程剖析监军使这一特殊轨制的三个不合层面,来探究唐后期寺人集团对付地方政治的影响和干预。在颠末上述四编的浩瀚评论争论后,作者在“总论”中进而以唐宋厘革视角探究了寺人政治,并附上宰相及神策军中尉等要职的具体年表。

作者对付唐代后期的中央政治史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增强了全书的连贯性与可读性。对付许多读者而言,安史之乱今后的唐代历史是晦暗不清的。本书经由过程神策军这条主线,将唐后期历史中的紧张事故细致地联系起来,为读者出现出一部相对完备的唐后期政治史。作者对付神策军的成长历史论述,贯穿了肃宗至宣宗一个世纪的时段,而全书的下限已至唐末。例如作者在论述德宗至宣宗朝宫廷内?时,按照德宗(顺宗)、宪宗、穆敬文武四宗、宣宗这样的划分,将八位天子80年的历史分成四部分,此中德宗朝是诸种问题的萌发期;宪宗朝已见党争端倪,翰林学士与枢密使轨制复得完善;至于穆、敬、文、武四帝,本是父子一系,其间牛李党争复臻于极盛;直到宣宗登位,内外大年夜臣共治世界的格局渐次形成,党争固在而党派区分已不复光显。这种划分既与传统史学的不雅点符合,又能较好地说明作者自己的理论不雅点,寓群情于论述之中,值得称道。

作者对付以往学界轻忽的多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察看细致,考证精到。比如在叙述神策军创置渊源时,对付神策军与射生军的分合蜕变给予了充分关注,既增补了学界对付射生军钻研的不够,更析出了神策军形成初期的一个紧张环节。再如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登位不到半年的顺宗逊位,宪宗登位,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此前煊赫一时的王伾、王叔文及其翅膀受到打压,故又称为“二王八司马事故”,对随后唐代历史的走向孕育发生了深远影响。以往学界论及此事,每每胶着于对二王集团性子的争辩,本书作者以宫廷内?的视角,将这一事故置于德宗末年全部政治斗争中予以探究,并将其根源追溯至贞元前期太子之位的争夺,遂使德、顺、宪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具有了更为宏不雅的意义,极富见解。类似的阐发,尚可见于对作为牛李党争“前史”的元和政局的叙述,对甘露之变的由来剖析,诸如斯类,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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